开车一个多小时后，便没了路，43岁的蒙继合再爬半个小时山，才能回到家。不过，他始终拒绝搬出山外。

搬迁安置点设在公路旁，200米外就有漂亮的学校和卫生院。县委书记来了又回，乡党委书记回了再来，扶贫干部更是隔三差五前来动员。然而，这个滇黔桂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极贫村里，部分村民仍死守穷窝，不愿改变。

近年来，在脱贫攻坚战略的强力推进下，全国几千万贫困人口拔了“穷根”，过上了扬眉吐气的美好新生活。但在一些地方，仍有不少贫困户或“安”于贫困，或依赖他人，或垂头丧气，成为扶贫路上最难啃的“硬骨头”。

是什么导致他们“安”于贫困、意志消沉?是“懒入骨髓”、真的没有希望，还是扶贫方法不对头?《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开展了一次近距离观察。

孩子这样成长，他对搬迁仍不置可否

去年底的一轮寒潮，让广西深山坳里气温骤降。寒风不时穿进这间透风的木瓦房里。见到来客，蒙继合热情地招呼，生起一堆火来。

蒙继合有8个孩子。前两年，大儿子去了广东读职校，最大的女儿也去了广东打工。目前有4个孩子正在读书，最小的2个孩子尚年幼。

来寨子要走半个小时的羊肠小道，一不留神就可能滚下几十米深山崖。山里人的油盐酱醋都用背篓背进来。

蒙继合一家人种玉米，养了几头猪。在石漠化严重的深山里，土地只有巴掌大小，根本谈不上收成，蒙继合一家几乎完全靠低保过活。

他看起来并不悲观，他将2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抱在怀中，孩子光着的腿已冻得通红。冬日寒风凛冽，我们担心孩子会冻着，他却摆着手说：不冷、不冷。

去年9月，扶贫干部们开始劝说蒙继合外出打工。一年多了，大家的努力如“泥牛入海”。

“你为什么不外出务工呢?”

“没人看小孩。”

“你外出务工，爱人留下看小孩，生活会过得好一些。”

“我找不到工作。”

“我给你介绍工作，就在县城。”

“我不会说普通话。”

其实，蒙继合用普通话正常交流并没有问题。

蒙继合所在的县，是广西的深度贫困县，贫困人口众多，所有干部都对口帮扶好几户贫困户。整个2017年，这个县里的干部就取消了周末，他们不得不去贫困户家里，一起谋划如何脱贫。“我们看贫困户的次数，比看望父母的次数还多。”一名干部说。

山坳还有30户村民，几乎都是贫困户。即便通了路，这个偏远的寨子也无法发展产业，最有效的脱贫方式就是搬迁。

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公路旁为他们建新房，每户两层半的楼房，不用花一分钱。离县城不到半小时，200米外有小学，山里娃不用再爬山路上学，也再不用为吃水、用电、看病发愁。

但这个搬迁计划被许多村民拒绝，蒙继合也一直犹豫不决。县委书记、县长、乡党委书记以及驻村干部都曾不断来大山动员搬迁。他们想了许多办法，给他们算各种账，但一年多过去了，至今仍有几户农户不愿搬迁。“比起搬迁，他们更关心低保，他们很多人没出过大山，不羡慕外面的世界，宁愿留在大山里，习惯了山里的生活，觉得过得也挺好。”挂村干部说。

坐在家里打麻将，等着政府送钱粮

在西南某深度贫困县，记者见到乡党委书记黄燕(应当事人要求为化名)时，她刚送走一户“难缠”的贫困户。

这位贫困户曾在矿山打工，身患尘肺病，小儿子正读初中，所幸另外3名家庭成员都正力壮。

最近两年，为培育贫困户“造血”功能，县里引进一家种牛公司，牵线将贫困户贴息贷款入股种牛公司，每年每户贫困户可以拿到4000元“分红”。

2017年，为让贫困户参与到扶贫产业中来，在县委、县政府主导下，4000元“分红”不再直接发放给贫困户，而是向贫困户发放一头牛犊。贫困户精心饲养一年，肉牛能超800斤，公司再按市场价回购，市场价较低时，政府进行兜底。这意味着贫困户每年至少有8000元收入。

“这户贫困户去年领过4000元现金‘分红’,今年他不想养牛，只想要4000元现金，来乡政府拍桌子大吵大闹。”黄燕说。

乡政府工作人员轮流跟他交谈，问他为何放弃眼前更好的“红利”?

这名贫困户最初表示他身体不好，家里没有劳动力养牛。工作人员向他解释养牛不需要特殊劳动，干部帮助他在房前屋后种饲料喂牛即可。这名贫困户马上改口称牛生病了。

“技术人员几天前已上门，教他如何给牛打针，药和针现在还放在他家呢。”黄燕说。

这名贫困户抵赖不过，放话称：“反正我就是不养，牛死了你们负责，我把死牛拉到乡政府来。”

乡政府工作人员说，这名贫困户平日爱打麻将，最近两年“等靠要”思想特别严重，就是想要现金分红打麻将，不劳而获。

提起这些“等靠要”的贫困户，乡政府的办公室里像炸开了锅。扶贫干部们纷纷讲述他们遇到的“奇葩事”。

一名扶贫干部说，有一天，他打算去给对口帮扶的贫困户送大米，并询问他的脱贫想法。到了贫困户家里，这名贫困户一边打麻将一边说：“我家那么多人，就一袋大米哪够吃?”

甚至曾有贫困户对扶贫干部说：“你们不帮我做，我就不做，我脱不了贫，你们就交不了差。”这一现象在农村产生了负面影响，且有的贫困户陷入“因穷而要，因要而懒，因懒而穷”的恶性循环，扭曲了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效果。

闯市场屡屡“碰壁”，话脱贫信心不足

在扶贫工作中，有一类人是曾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也曾努力，但受限于眼界、能力等，无力应对市场经济的风险，徒劳无功，进而灰心丧气，失去斗志。海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55岁黎族老汉王成安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帮扶下现已脱贫的王成安曾让扶贫干部黄海军一度觉得这就是农村“懒汉”的原型。“15户贫困户有12户贷款养羊、种山茶，开店修摩托……贫困户们都动起来了，只有他无动于衷。”黄海军说，王成安每天三顿酒“雷打不动”，醉醺醺无所事事。

黄海军摸底了解到，王成安家中有5亩水稻田和3亩林地，可他只种一季水稻刚好够吃、林地也没啥产出，年近三十的儿子闲在家里，一家人欠着外债10多万。“我都替他急，但他就是不急。”黄海军说。

其实他也曾努力过。荔枝价旺时，王成安种了300多株荔枝树，3年后挂果荔枝价跌到谷底。辛辛苦苦忙3年，啥也没挣着，王成安一气之下将荔枝树砍得只剩3株。4年前橡胶价稳，王成安种了400多棵橡胶。还没等割胶，胶价大跌。“一碗橡胶水买不了一瓶矿泉水，费那个力气干嘛?”王成安说。他还跟风养过牛、养过蜜蜂，可费时费力总白忙活一场。

在湖南省最大的贫困县新化县油溪桥村，彭育光因小时候生病，导致一只眼睛失明。感觉体力不如别人，他总是自怜自艾，做事没有信心。成家后做了几次买卖更是连连亏本，干脆破罐破摔，连孩子的教育都不管了。

“我做什么都不行，现在只能靠政府管我们了。”彭育光垂头丧气地说。